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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此，臺灣當局陸委會提出抗議，認為這是大陸媒體單方面“矮化”臺灣的行為，臺灣絕對不能接受。極獨的臺灣“時代力量”民意代表徐永明更是危言聳聽，稱北京“改名”的做法是“騎到臺灣頭上”的行為，除瞭表達抗議外，更該考慮以“臺灣”之名“重返國際舞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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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“改名”風波到底怎麼回事，前因又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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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一：真是4月11日“變天”的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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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大陸方面在國際比賽中使用“中國臺北”，絕不是從4月11日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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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查閱瞭新華社電稿庫，早在2014年9月20日《韓國奪得馬術盛裝舞步團體賽金牌》一文中就使用瞭“中國臺北”，原文寫道：“最終，東道主韓國隊繼多哈、廣州之後再次蟬聯亞運會盛裝舞步團體賽冠軍。日本隊和中國臺北隊分列第二、三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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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“中國臺北”也在使用。3月5日稿件《全英公開賽林丹、諶龍３局闖入第二輪》，寫道：“諶龍將與中國臺北的許仁豪交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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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16年10月開始，在國際比賽中使用“中國臺北”的頻率明顯增加，包括中國羽毛球公開賽、世界柔道大獎賽、瑞典乒乓球公開賽、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亞太區、中國臺北網球公開賽等國際賽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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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之相對應的是，從那時起，“中華臺北”的使用頻率陡然減少。目前來看，在新華社電稿庫中，最後一次在體育報道中使用“中華臺北”，是2016年12月12日，原文為：“女單方面，年僅19歲的中國隊小將何冰嬌與現世界排名第一的中華臺北選手戴資穎、成池鉉（韓國）、因達農（泰國）分在Ａ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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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或許這樣的判斷是成立的：在2017年之前，媒體既使用過“中國臺北”，也使用過“中華臺北”，兩者並非相互排斥的關系。但如今，“中國臺北”逐漸取代瞭“中華臺北”的稱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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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二：“中國臺北”與“中華臺北”到底是怎麼來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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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要從台中進銷存管理系統1954年說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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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中國奧委會官網上的介紹中，我們大概能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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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體育組織早在1910年10月成立，1922年即為國際奧委會所承認。新中國成立後，1954年5月在雅典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49屆會議上通過決議被繼續承認。但在1956年第16屆奧運會時，由於國際奧委會某些負責人制造“兩個中國”，允許臺灣當局也派隊參加奧運會，對此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提出抗議，中國奧委會於1958年8月宣佈與國際奧委會斷絕關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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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1979年11月26日，經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表決，又恢復瞭中國奧委會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合法地位。設在臺北的奧委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機構，用“中國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”的名稱留在國際奧委會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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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臺灣《旺報》報道，當時臺灣當局是這麼考慮的：為瞭可以讓臺灣選手參加國際比賽，讓臺灣在國際政治舞臺已經全面退下之際，仍有運動舞臺可以參與，最終由當時的地區領導人蔣經國拍板定案，提出“Chinese Taipei”這個“雖不滿意但勉強接受”的名稱，以及梅花旗及“國旗歌”向國際奧委會同意註冊。1981年3月23日，臺灣當局與國際奧委會簽下協議書，確定英文名稱及旗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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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英文“Chinese Taipei”該如何翻譯成中文，海峽兩岸有不同的譯法。大陸方面譯為“中國臺北”，臺灣方面則譯為“中華臺北”。當然，除瞭“中華臺北”與“中國臺北”之外，臺灣還有一個稱呼是“臺澎金馬特別關稅區”，主要是用在WTO世界貿易組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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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晃到瞭2008年。臺灣地區馬英九上臺執政，兩岸關系逐漸改善，體育交往日漸頻繁。從那時起，媒體逐漸使用“中華臺北”來指稱臺灣地區體育代表團，出現瞭上文所提到的“中國臺北”與“中華臺北”並用的情況，這樣的“默契”到瞭2016年底被打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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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三：“名分”之爭到底爭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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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到底，臺灣的“名分”就是兩岸關系的晴雨表，這與臺灣當局能否維持“邦交國”關系的道理大致相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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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馬英九時期，由於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承認“九二共識”中“一中”原則，兩岸采取外交休兵，臺灣當局的“邦交國”數量保持穩定。等到不願意明確承認“一中”原則的民進黨當局上臺前後，分別出現瞭原先“邦交國”岡比亞與北京方面復交，聖多美與普林西比與臺灣“斷交”與北京復交等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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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去年“5·20”島內政黨輪替以來，從國際民航組織（ICAO）、國際刑警組織（ICPO），到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（WHA），臺灣當局都被拒之門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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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臺灣學者所言，臺灣通往國際社會的捷徑在北京。在沒有“兩岸同屬一個中國”的“壓艙石”情況下，臺灣當局的國際空間隻會被日益壓縮。同樣，大陸也在國際場合明確落實“一中”原則，這就包括在國際體育賽事的稱謂方面，“中華臺北”與“中國臺北”之變，就是一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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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文編輯：洪俊傑 編輯郵箱：shzhengqing@126.com 題圖來源：新華社 圖片編輯：雍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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